1938年6月14日，香港九龙干德道11号宋庆龄寓所，保盟正式宣布成立。在成立宣言中，宋庆龄开宗明义宣布：“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以真正“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由于保盟定位于一种无任何党派色彩的国际性救济组织，很快便在其所从事的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中取得成效。
对于保盟筹措到的物资和经费，宋庆龄坚决贯彻“在最需要的地方给予中国战士和战争受害者以宝贵援助”的方针，始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作为援助的重点。
当时，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仅几乎得不到国民党政府发给的军饷和武器，更缺乏坚持抗战、救死扶伤所必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他们不但缺乏施行外科手术所必需的器械和麻醉剂，甚至连最普通、最必需的酒精、碘片、凡士林、消炎药等都成为稀有之物。因此，保盟对人民军队除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援外，把对它的医药援助作为头等重要任务。
1939年年初，保盟收到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捐助的5个卡车底盘，立即拨款安装了车身并支付运费，装满来自纽约、伦敦等地援助的药品、食品，经过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辗转运抵延安，交给了八路军。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宋庆龄和保盟的部分成员陆续从香港来到重庆。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不仅要面对日本侵略军的主力，还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严重匮乏。
给敌后根据地运送物资，要通过国民党的严密的军事封锁线，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保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条件，包括来往于延安和重庆间的汽车和美国飞机运送物资，请国际友人帮助带运，或由八路军谈判代表带运。
宋庆龄在重庆还得到了时任中缅印联合战区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友好支持。史迪威对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深为敬佩，对宋庆龄也十分仰慕。他同意让美国军用飞机为保盟运送某些救济物资到延安。1944年，国外捐来一架大型X光机，由于体积很大，搬不进舱门，难以运往延安。宋庆龄让廖梦醒去找史迪威的副官杨孟东少校，请予帮助。结果，史迪威不仅同意使用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还下令把飞机的舱门拆开放大，以便把X光机装进运走。
北京宋庆龄故居展厅的X光机。（来源：“北京宋庆龄故居”微信公众号）
这台X光机是当时总人口达9000万的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第一台，且是仅有的一台。当时陕北是有X光机的，不过都比较小，经常出现错误，容易造成误诊，给治疗带来诸多不便。一天后，X光机安全抵达延安的消息，就由周恩来亲自告知保盟。刘伯承、陈赓等八路军将领及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休养人员和工作人员148人，还在一幅白绢上写了一封情深意厚感人至深的信，送呈宋庆龄。
这台X光机后来救治了许多抗日战士和将领，当时的领导人也都用它来检查身体。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台机器仍能使用，而且性能良好。1982年，由西安第四军医大学作为文物捐献给了宋庆龄故居。
（本文摘编自《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著，华文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