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分别处在英国、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澳门，不能像内地那样开展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但蕴藏在香港、澳门同胞内心的爱国热情，也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同内地人民一道汇成反帝斗争洪流。
声援和支持内地爱国运动
舆论声援内地爱国运动。香港主流中文报纸《香港华字日报》在“本报特电”中持续报道5月4日后席卷各地的抗议活动；在“粤闻”中报道广东各界响应五四运动的情况；在“香港新闻”中详细报道香港、澳门民众抵制日货的活动；在“论说”中发表《青岛问题之悲观》《日人又用高压手段》《可怜可敬之北京学生》《精神救国论》等评论文章，强烈谴责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表达对青岛问题的愤慨以及对内地爱国运动的支持。《香港华字日报》在澳门拥有不少读者，这些报道和“论说”既声援了内地爱国运动，也使港澳民众及时了解内地爱国运动的发展，进一步激发了港澳民众的爱国热情，推动了港澳爱国运动的发展。《香港华字日报》（本文引文除注明外，均出自该报）为研究港澳同胞响应五四运动保留了大量资料。
要求释放北京被捕学生。北京示威学生遭到北洋军阀政府军警逮捕。据1919年5月15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为营救北京被捕学生，香港208名学生联名通电全国：“时报馆转全国各报馆各团体钧鉴。曹、章（指北洋军阀政府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卖国，国人共愤。北京学生举动，实负代表全国民意，今竟横遭拘禁，令人寒心。诸公爱国为怀，务望一致主张，要求释放。香港中国学生王之方、潘晦根、杨师骞、陈君葆等二百零八人同叩”。其中，陈君葆当年为香港大学学生，后来成为全港知名学者，1955年12月，曾获周恩来接见。
宣传抵制日货
大力宣传振兴国货、抵制日货。1919年5月底，香港爱国民众在街上张贴“劝人振兴土货”（土货即国货）的白抄（宣传单张）。27日，港英警察当局“示谕各出巡华差（即华人警察，港人将警察称为‘差人’）并中西探，如在公众街上见有贴白抄或种种暴动行为，可即拘案控究”。6月初，香港南北行、永乐街、皇后大道一带“均贴有提倡土货之白抄，措辞非常激烈，且用鸡蛋白贴牢，警差（即警察）无法撕去……最奇者，警局附近亦有数张”。香港不少商号借机倡用国货，招徕生意。中国兴华制面有限公司在广告中称“请用土货以救国亡，土货为热心救国之后援。处今日热心救国之秋，而欲我国图存，仍立于环球世界之上，非从事商战末由。而欲商战优胜，非振兴土货末由。本公司敢大声疾呼曰，‘请我国同胞，急用土货以救国亡’。盖土货兴，则利权挽；利权挽，则漏卮塞，国赖以强，民赖以富矣。”
澳门学生组织演说团，竭力宣传抵制劣货。1919年6月，澳门孔教学校“经即组织十人团，实行抵制劣货，并派出演说团，虽有学生被捕而志不稍衰。连日仍往澳门附近各乡散布印刷物，劝告乡民实行不买劣货，流涕以道，闻者莫不感动”。澳门中华童子军分部则“连日遣派队员往四乡演讲国耻，力劝人人抵制劣货。演讲队高树白帜数支，大书‘晨钟暮鼓，警告同胞，振兴国货，毋忘国耻——学生演说团等字样’。每每到热闹场中，辄齐声高叫‘国耻国耻，国人急起，同雪国耻’等语，并吹喇叭，惹人注意，召集来听。虽长途炎日，不觉其苦云”。
6月中旬，梁彦明、关自强、钟宝琦、梁彦武、郭文超等人一连数晚在澳门康公庙前演说，“大旨提兴国货，抵制劣货，痛快淋漓，听者极为感动”。其中，梁彦明后来长期担任澳门教育会负责人。因在澳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被日敌杀害。
此外，澳门崇实、德华、铸民、保光、群学、至善等10多所学校师生也组织演说团，赴中山县翠微、前山、白石等乡（现均属珠海）演说抵制劣货，“听讲者动辄千百人，各演说员均能发挥杯葛真义，口若悬河，娓娓动听”“听者莫不痛心国耻，誓志力行杯葛主义，不买劣货”。演说团所到各地，大受乡民欢迎，“该演说团所到前山、翠微等乡，有凤山甲种商业学校及修来高小学校列队欢迎，款以茶点，招待极为周到，宾主欣欣然”。
香港学生手持国产雨伞游行，以独特方式宣传国货。1919年6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路透社香港电，有中国青年九人因参与赞助抵制日货之示威运动，为警察所拘。（四日）”报道中所说的“中国青年九人”，指的是香港私立陶英学校陈荣生等9名学生。事情的经过是，6月3日上午11时，陶英学校陈荣生、司徒桂创、司徒长信、陈保常、黄福泽、陈柏芬、凌汝创、麦柏泉、伍秉德等9名学生，手持国产油纸雨伞在香港中环“缓步而行”，伞面上写有“国货”两字，极为醒目。路人或翘足而观，或紧随其后，途为之塞。中环警局将此等学生拘捕。随后，警方控告陶英学校校长伍荣枢“主使及辅助”学生游行；控告9名学生事先未向华民政务司署申请，即“联队在各街道出游”，为非法之举。从6月3日起，港英政府“为防御本港有暴动事发生”“日间亦派出武装警察出巡，亦系由一英差（即英籍警察）统带华、印差（即中国籍、印度籍警察）各二名，分作数队出巡，湾仔亦然”。5日，法庭宣判“校长无罪”。后经7日和12日两次庭审，法官最后总结说：“余信得各生年轻，如无人为之唆动，为之后盾，必不敢为者。”最后判决第一至八被告警诫省释，“惟第九被告伍秉德系当日带头先行且为各生之最长，应罚银10元，以儆后来”。至此，此案方告结束。
该案由拘捕至审讯的10天里，《香港华字日报》先后以《学生被拘述闻》《初审学生游街案》《学生持雨伞游街案续讯》《学生持雨伞游街案判结》为题，对学生游行、被警察拘捕、审讯过程作了详尽报道，甚至审讯期间政府主控官与学生聘请的辩护律师的对话、法官的发言，几乎全部原文刊载。此案引起全港社会高度关注。
1919年6月5日，刘少孙、周志雄两名香港学生同样手持写有“国货”两字的雨伞在结志街“结队而行”，“有七八名尾随之”。刘、周两人被港英警察拘捕，后被判罚款3元。
1919年6月14日，澳门25所学校2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此次游行事先得澳督之许可，“惟不得演说及分派传单，免失秩序”。
不买不用日货
1919年5月21日，香港某拍卖场拍卖日本“地洋丸”破船，拍卖场中竟无一议价，“以往日而论，此种拍卖恒引动许多华人且争价亦最剧。今则情形大异”。香港华商对于山东问题极为愤激，纷纷不再采办日货，在签署定货合约时特“加多一条款，声明不用日本材料，尤以购办船上用品之定单，抵制为甚”。有市民将屋内陈设之日产镜画“一律撤去不用”。
香港皇仁中学学生成立以抵制日货为宗旨的爱国团。1919年11月1日广州《大同日报》报道，“自内地杯葛劣货之风行，海外华侨多有接踵而起，期与国内同胞，以通一气者”。皇仁中学学生特发起成立爱国团。“查其内容，亦以振兴土货、排斥劣货为宗旨。所立禁约，甚属严厉，并相诫不得入亡国公司（指经营日本商品的公司），违者罚款若干。所罚之款，尽以拨充慈善事业。闻连日在黄某住所，集议进行事宜，入团者甚形踊跃”。文章最后指出，“夫在外人主治之下，犹能乃心祖国，力挽狂澜，使国内之凉血物闻之，得不愧死耶。虽然，天下事作始不难，持久为难。吾敢有忠告于该团同人曰，坚持到底。此言虽俚，可以铭心。慎毋以五分钟之热度，贻笑外人，而甘为亡国贱虏也。”
国货大为畅销。由于各“亡国公司”“甘为国人公敌，破坏学生救国”，香港爱国民众“誓不再入其门”，各“亡国公司”“均已门堪罗雀”。而土货则广受欢迎，“据各贩卖土布土货之商人言，近日市上土货大有求过于供之势，各大公司现亦陆续定购大帮土布及各项国货来港应客云”。
陶英学校学生手持国货雨伞出行后，爱国民众纷纷效尤，即使在审讯期间，亦不例外，经营国货雨伞者生意兴隆。“自陶英学生手持雨伞出行后，各华人心目中，无不存有‘国货’两字。闻香港各书院之学生，多有改持此等油纸雨伞者，礼拜六日轮船抵港时，已有此等桂林雨遮（粤语将‘雨伞’称之为‘雨遮’）一大帮寄到，每把售银三毫。操是业者，无不发达。又闻各生拟不书‘国货’二字于其上，又不联队而行，以免警差干涉。只心目中惟国货是尚云。昨星期日大雨淋漓时，已有多数学生持此等油纸雨伞出外，但并无‘国货’二字者”。“自陶英学生持雨伞行街后，有多数学塾纷纷效尤。但不书‘国货’二字……昨某大书院教员某君对访员言，该书院之学生亦已购定此等雨伞一百余柄，另有某某等大学校学生或定购二百三百至五百柄者，且多由省城某号定购。该号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想一二日间油纸雨遮遂大行于香港，纷纷映耀众人之目矣”。
（作者：彭建新 单位：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广东联络部）
